【大敦煌·洞鉴】张德芳：出土简牍与西域史研究

汉文简牍最早发现于尼雅和楼兰。新疆出土的简牍有汉文简牍，也有佉卢文简牍。除西域本土外，甘肃马圈湾、悬泉等地亦发现数量可观的与西域史有关的大量汉简。新疆、甘肃两地的出土简牍对西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拟从简牍视角来谈谈西域史研究中的“冷门绝学”问题。

新疆出土的简牍，汉代简牍数量不多，就目前所知，有108枚。由于河西与新疆地区在地理上的特殊关系，大量记载西域史实的汉简发现于邻近的河西地区。在河西各地出土的汉简中，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发现的居延汉简、1979年出土的马圈湾汉简和1990-1992年出土的悬泉汉简，为西域史研究具有补史、证史和丰富历史细节的作用。

楼兰遗址

汉简反映了中原王朝与楼兰、鄯善的早期关系

楼兰与鄯善以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是年，改楼兰为鄯善。居延汉简中记载：“诏伊循候章发卒曰：持楼兰王头诣敦煌，留卒一人，女译二人，留守余(303.8)”。汉王朝对反叛“蛮夷”有“头悬北阙”“头悬槁街”的惩罚，但上面关于对楼兰王的处置，《汉书》中阙载。还有“楼兰王以下二百六十人当东，传车马皆当柱敦。(II90DXT0115②:47)”以及关于伊循屯田的汉简记载，说明西域都护府设置以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西汉王朝的势力就已进入西域东部的楼兰地区。

汉简丰富了对汉王朝在西域屯田的认识

汉简中有丰富的渠犁屯田、伊循屯田、车师屯田和赤谷城屯田历史细节的记载。比如悬泉汉简记载，悬泉置用传马送渠犁军司马令史时，传马死在了西边的遮要置，后来卖马肉报账又出现了差错，这些渠犁军司马令史过往悬泉置的情况，反映了渠犁屯田开垦时间早、延续时间长的历史过程。

伊循屯田的记载也在汉简中频繁出现。敦煌马圈湾汉简载“西域都护领居卢訾仓守司马鸿，叩头死罪死罪！”黄文弼先生1930年在土垠遗址发现的汉简有“黄龙元年（前49年)”“永光五年（前39年)”“河平四年（前25年) ”“元延五年（亦绥和元年，前8年) ”四个年号。土垠遗址被认为是当年的居卢訾仓，伊循屯田的储粮之地。而黄文弼先生发现的71枚汉简，同伊循屯田的仓储有关。

渠犁屯田和伊循屯田是西域都护府设置之前，汉王朝在西域开办的早期屯田，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为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奠定了基础。其后的赤谷城屯田和车师屯田是更具政治、军事战略意义的经济活动。甘露二年（前52年)，长罗侯常惠率三校人马屯田赤谷城，主要任务就是为了保护大昆弥元贵靡免受小昆弥乌就屠的侵害，稳定乌孙内部的局势。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汉简中有长罗侯过敦煌的记录：“出茭一钧七斤半斤，以食长罗侯垒尉史官橐他一匹。三月丁未，发至煎都行道食，率三食，食十二斤半斤。”(2066)悬泉汉简的《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为完整简册，由18枚组成，内容是长罗侯常惠的部属384人在元康五年（前61年)路过悬泉置时供应接待的流水簿，包括牛、羊、鸡、鱼、酱、豉、酒、米、粟等。这是长罗侯屯田赤谷之前往来西域的记录。

_{汉玉门关遗址}

车师屯田始于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虽已西汉后期，但仍具有重要意义。斯坦因在玉门关附近发现两枚残简，后经缀合为“出粟五石二斗二升，以食使车师成君卒八十七人，丙申一日，积八十七人，人六升”(1926+1935)。这是车师屯田士卒路过玉门关时为之提供饭食的记录。关于戊己校尉，悬泉汉简中记载更多，如：“永光五年五月甲辰朔己巳，将田车师已校尉长乐兼行戊校尉事。右部司马丞［某］行……掾史意。”有力印证了戊校尉、已校尉之设置。

汉简实证了西域都护的设立与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匈奴日逐王降汉是中原王朝与西域关系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不仅标志着西汉统一天山南北地区，还促进了汉匈关系的缓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以及民族关系的融合。悬泉汉简中有日逐王降汉后率领部众经河西进入京师的记载。简87—89DXC:12补充了这一事件的具体细节：“神爵二年十一月癸卯朔，乙丑，县泉厩佐广德敢言之，爰书：厩御千乘里畸利□告曰，所葆养传马一匹骓、牡、左剽、久左口，齿十二岁。高六尺一寸。□□柱送日逐王，乘至冥安病死。即与御张乃始√冷定杂诊。马死身完，毋兵刃木索迹，病死，审证之。它如爰书。敢言之。”(1301)

悬泉置遗址

紧随日逐王降汉，西域都护设立，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的行政体系，实现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统治。悬泉汉简和敦煌汉简中有大量西域都护的记载，补充了对西域都护官职机构、管控形式、使命作用等诸多方面的认识。西域三十六国中（此处的“国”沿用史书记载，完全不同于现代国家的概念），悬泉汉简记载了其中的27国到中原受封、朝贡、通使、和亲等各种活动的相关情况。他们是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扜弥、于阗、皮山、蒲犁、莎车、疏勒、尉头、姑墨、温宿、龟兹、乌垒、渠犁、尉犁、危须、焉耆、卑陆、郁立师、且弥、山国、车师、抪（蒲）类、乌孙、大宛。正是由于西域都护的有效管理，到西汉末年“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形成了西北边疆的大一统格局。

汉简为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汉书·西域传》在记述西域都护的管辖范围时说：“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但它们是丝绸之路向西延伸的重要地区。河西汉简中，也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上述国家提供了新材料。

康居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其地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及锡尔河中下游地区，中心驻地卑阗城，在今塔什干或奇姆肯特。张骞出使西域造访的第二个国家就是康居。悬泉汉简《康居王使者册》记载了永光五年（前39年)康居王使者等人东向汉朝京师贡献骆驼的内容。康居使者经过广阔的西域地区再到敦煌，所经沿途各国都要提供食宿保障，从这些使者千辛万苦到中原的经历，折射出西域各国对丝绸之路的贡献。

月氏是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活动在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西迁后建立了贵霜帝国，势力发展到印度西北，并成为佛教的传播中心。从大月氏占领大夏到贵霜帝国建立的这段时间里，大月氏使者经常行进在丝绸之路上。比如简II90DXT0214①:126对此有珍贵的记录：“出粟一斗八升。以食守属周生广，送来自大月氏使者，积六食，食三升。”

汉简中关于乌弋山离的记载，是丝绸之路通向伊朗高原的实物佐证。罽宾属今巴基斯坦，同属古代印度。汉简中关于罽宾的记载，是丝绸之路通向南亚次大陆的实物佐证。

康居、大月氏、乌弋山离、罽宾等在汉简中的记载，说明上述国家和地区都是丝绸之路西段的重要拼图，是丝绸之路连通中亚、西亚和南亚次大陆的实物佐证，它们连通中原的纽带，就是广阔的西域地区。

出土简牍反映了魏晋时期中原地区与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新疆地区历年来发现最多的还是魏晋时期的汉文木简。尼雅出土的魏晋简60枚，楼兰412枚，总共470多枚。魏晋时代是简纸交替的时代，伴随着上述木简的出土，也同时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纸文书，最早的纪年为曹魏嘉平四年(252年)，最晚为前凉建兴十八年(330年)。

魏晋时期，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占据着独特而关键的位置。这一时期，中原地区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然而，正是在这样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中原与西域之间的联系非但没有中断，反而在曲折中持续发展。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流文化，中原动乱之时，西域地区仍然传承着汉字和儒家思想，大量留存的汉文简纸文书就是明证。这些魏晋简牍的内容从大的类别可分为官府文书、私人信件、契约账簿和典籍抄本。

在政治上，前凉西域长史李柏驻扎楼兰，代表中原王朝管理西域。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录》中有记载，西域魏晋文书中有具体描述。此外简牍中对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记载，反映了中原王朝与西域地区的紧密联系。“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王写下诏书到〼 (684+678)”,说明西域各国接受晋朝官衔，受西晋统治。经济上不光有戍卒屯田耕种的记录，还有“□入三百一十九匹，今为住人买䌽四千三百廿六匹(235)”这是内地输出西域的丝绸记载。文化上，简文中发现的《左传·昭公》《战国策·燕策》《孝经》《急就章》《九九术》和各种医方的残章断句，说明西域和中原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依然保持着一致。

反映魏晋西域史的佉卢文简牍堪称绝学中的“冷门”

佉卢文是公元前3世纪出现在印度西北的一种俗文字，最初用于书写健陀罗语。公元1-3世纪，曾是贵霜王国的官方文字，我国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鄯善、于阗一带也曾使用。1949年以前出土的佉卢文简牍约1200枚，1949年以后出土约100枚。

公元4世纪的佉卢文简牍，甘肃省博物馆藏

佉卢文简牍是研究西域史的丰富宝藏，但其文字的释读是最大的难题。英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詹姆斯·拉普生(Edward James Rapson)及其合作者波耶尔(A.M.Boyer)、塞纳(E.Senart)完成了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察所获佉卢文文书的拉丁字母的转写，1940年拉普生的学生贝罗(T.Burrow)将上面转写的拉丁字母译成了英文，出版了《中国新疆出土佉卢文文书译文集》(Translation of the Kharost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我国虽有学者长期致力于对这批文书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大部分只是拉普生、贝罗等人研究成果的汉译而已。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汉译佉卢文译文集是王广智先生汉译、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油印本，依据的是贝罗英国皇家亚洲学会1940年英译本。1988年韩翔、王炳华等先生编印《尼雅考古资料》（内部印刷）时收入其中。就在同一年，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出版，根据佉卢文转写规则，参照尽可能搜集到的原物原照进行了重新转写和释读。又过了将近20年，刘文锁《沙海古卷释稿》于2007年出版，综合贝罗和林梅村先生两种转写和译释，分类对以往发表的佉卢文材料进行了校订和考释。后来，段晴先生又连续出版了三本有关佉卢文研究的著作（《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梵文、佉卢文卷》，中西书局，2013年；《于阗·佛教·古卷》，中西书局，20l3年；《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藏佉卢文尺牍》，中西书局，2016年），和林、刘二位一起把我国佉卢文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佉卢文在新疆的使用时间，海内外学界有不同的说法。主要依据是五位鄯善国王陀阁迦(tajaka)、贝比耶(pepiya)、安归迦(amgoka)、马希利(mahiri)、伐色摩那(vasmana)的在位年代。我们更倾向于盂凡人先生的结论，他在《尼雅佉卢文简牍的年代与鄯善王统》一文中，将佉卢文在新疆使用的年代比定在公元242/243-331/332年。与汉文简牍的年代处在同一时期。佉卢文简牍是研究西域史地的重要史料，也是简牍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内容从国王到统治机构、城邦体制、行政区划、法律体制、土地与赋役制度、自然生态、契约账簿、纪年历法、度量衡制以及各级官员的名称、各类人名等等。

库车克孜尔尕哈烽燧

近年在新疆尉犁县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发现883件汉文文书，其中有简牍119枚，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是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的焉耆镇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些文书主要记录日常公务往来、戍卒生活，是唐代中央政府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管辖、治理边疆的生动缩影，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时代约在公元692年至790年，前后跨越一个世纪。但从文字载体的角度看，此时的纸张已成主流趋势，简牍的使用已成文字载体的余绪，其重要性已不可与战国、秦汉魏晋出土的简牍相比拟。

不管是新疆本地出土的汉晋简牍，还是邻近河西地区或其他地区出土的有关西域历史的历代简牍，都是西域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也是书籍史、文化史研究的对象，理当是“冷门绝学”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领域。对历史上的边疆治理，大一统格局的形成，中西文化的交流，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