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明，如何“复仇”？

自2024年12月14日韩国国会通过尹锡悦弹劾案后，国家领导层长达172天的权力真空终于画上了句号。

当地时间6月4日清晨，在刚落幕的第 21 届总统选举中，共同民主党前党首李在明以49.42% 的得票率，毫无悬念地当选韩国新一任总统。

这场提前两年举行的大选，缘起于整整6个月前那场举世震惊的紧急戒严事件。由于尹锡悦非法发动戒严而遭弹劾，此次大选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惩罚性。正如2017年朴槿惠被弹劾后，文在寅轻松赢得第19届大选一样，由最大反对党候选人胜选，可谓顺理成章。因此，李在明获得的绝对优势，与其说是其个人或共同民主党的胜利，不如说是荒腔走板的尹锡悦和国民力量党拱手送上的“礼物”。此外，这也寄托了过去半年间历经宪政剧烈动荡之后，韩国民众对拨乱反正的强烈期待。

当下，韩国已顺利地完成了拨乱反正的第一步，即通过和平、合宪的方式解除戒严，罢免总统并实现政权更迭。但更关键的是，李在明执政后的第二步怎么走。其最大前车之鉴，来自8年前同样在“惩罚性大选”中无悬念当选的文在寅。

6月4日，李在明和夫人在韩国首尔的国会议事堂门外向支持者致意。韩国总统李在明于当日上午在国会正式宣誓就职。图/IC

8年轮回

2017年5月，文在寅在韩国民众“这还是国家吗？”的悲愤呐喊中就任总统，宣誓洗涤沉疴积弊，重建“像样的国家”。然而，他对“旧势力”的过度清算，反倒加剧了自李明博政府以来日益政治化的司法环境。就在他进行清算的8年前，李明博对解甲归田的前总统卢武铉穷追猛打，展开侮辱性调查，酿成后者悲剧性的离世，也由此埋下了两党对立激化的祸根。

中国坊间广为流传的“文在寅复仇记”，以文为挚友卢武铉报仇雪恨的美好结局收尾。然而现实的终章，却是一出荒诞的悲剧。文在寅的“复仇”将检察官尹锡悦推上了权力风口，后者声名鹊起后成功反戈，以“审判文在寅政府”之名当选总统，随即在任期内对包括李在明在内的政敌展开暴风骤雨般的扣押、搜查与起诉，动用检察权穷追过往一切。即便如此，尹锡悦仍未能清除政敌，最终如麦克白一般陷入疯狂，不惜动用军事手段而走向自毁。

这正是文在寅政府留给李在明的最大前车之鉴：以“清除积弊”为名的拨乱反正，非但未能缓和，反而进一步激化了两党间白热化的政治对抗。短短20年间，韩国已三度经历总统弹劾，两任总统遭罢免。围绕“惩罚”与“审判”的这一周期性政治运作模式，宛如安徒生童话中的那双红舞鞋，一旦穿上，便陷入无法停歇的加速旋转。戒严事件便以最直观的方式，向世人展现了韩国两党之争已到何种无法调和的境地。它已接近一场内战，不仅发生在朝野之间，亦渗透蔓延至立法、司法，乃至社会领域。

文在寅政府留下的另一前车之鉴，是以“国民主权”之名削弱代议制民主。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抗议曾是促使朴槿惠下台的关键力量，文在寅政府上台后，更进一步强化了直接民主的倾向。共同民主党及其支持者将民主化运动时期形成的“民主”与“反民主”对立框架，不仅套用在政党竞争，也扩展到社会层面，塑造了所谓“觉醒公民”的道德共同体。讽刺的是，尹锡悦在发动戒严后也采用了类似镜像策略。近半年间，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双方都以“行使国民主权”为名展开了大规模动员，甚至有人自嘲：“韩国人的最大爱好就是救国。”

挣脱政党与代议机制的制约，直接动员群众，看似践行“主权在民”，实则暗藏民粹主义与社会撕裂的风险。

如今，8年时间过去，新任总统李在明再次站在了文在寅所处的位置，面对一个宪政秩序遭严重动摇后渴望拨乱反正的社会。尽管他在竞选期间一再强调“恢复宪政秩序与社会共同体”“放下恩怨”，但在社会政治高度极化的现实之下，仅凭宽容与克制之姿，远不足以赢得信任。更何况，九年前他还曾撰诗明志：“我是一颗石子／滚在布满牛粪的路上／被这边踢、被那边踩／每踢一次就长大／每踩一次更成长／我是一颗活着的石子／长大，再长大／终有一日／终将变成巨岩／将踢来的脚狠狠碾碎。”

对于这位出身贫寒、少时历经磨难、从政后饱受政治性司法攻击与舆论抹黑、在恐袭中死里逃生、不得不穿防弹衣参选的特殊政治人物而言，当他掌握大权，终成“巨岩”之后，能否避免重蹈文在寅的覆辙，跳出“审判”与“复仇”的恶性循环，整合高度撕裂的社会，将是其未来五年执政的最大考验。

5月23日，韩国庆尚南道金海市烽下村，韩国前总统文在寅与夫人出席已故前总统卢武铉逝世15周年追悼仪式。图/视觉中国

名不符实的“进步”与“保守”之争

此次大选的另一大看点，是李在明在竞选中公开将共同民主党定位为“中道保守”，主动舍弃了长期以来的“进步”标签。这一转变，绝非仅为争取中间选民的权宜之计，也蕴含着重塑韩国政治版图的雄心。这一点，在李在明此次提出的政策纲领中深有体现。

在经济政策上，李在明放弃了他在上届大选中最受瞩目的全民“基本收入”承诺。这一普惠型福利政策曾是他担任城南市市长期间的标志性政绩，也助推他从地方官员一跃成为全国性政治明星。而此次，他转向强调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倾向“亲企业”“富人减税”，与强调“包容性增长”“收入主导增长”的文在寅政府相比，该立场更接近倡导“涓滴效应”的历届保守政府。

在社会议题上，李在明刻意回避了韩国最敏感的性别问题，这也与当年自称“女权主义总统”的文在寅形成鲜明对比。在国际特赦组织发给四位总统候选人的问卷中，李在明与国民力量党候选人金文洙在“性少数”“性别不平等”“反歧视”等关键议题上持同一立场，皆选择“不回应”。对于曾被尹锡悦扬言撤销的女性家庭部，李在明亦采取温和保守立场，主张更名为“性别平等家庭部”，删除了反女权选民尤为反感的“女性”二字，也采纳了部分男性受“逆向性别歧视”的观点。

在两党一贯分歧最为显著的历史认同与对朝政策领域，李在明也展现出与以往民主党政府不同的态度。在国家历史认同问题上，他主张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在被提名为候选人后的首次公开行程中，他不同寻常地依次参拜了李承晚、朴正熙、金大中、金泳三四位前总统的墓地。其中，李承晚与朴正熙是韩国保守派与极右翼的核心象征人物，也是进步阵营中最具争议的历史人物。

在对朝与外交政策上，李在明强调以美韩同盟为基础，强化美日韩合作，实现朝鲜半岛和平，推动朝鲜无核化与人权改善。这一立场与包括尹锡悦在内的历届保守政府并无实质性差异，仅在实务层面突出了实用与灵活性。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金大中、卢武铉、文在寅等历届“进步政府”标志性的韩朝首脑会谈，并未出现在李在明的政纲中。

正因如此，竞选期间不少观察者纷纷发问：李在明与共同民主党为何“右转”？然而，更准确的提问应是：为何共同民主党不再继续扮演“进步”的角色？

长期以来，人们惯将共同民主党与国民力量党分别视为“进步”与“保守”政党，甚至简单地归类为左派与右派。然而，若从政党谱系、政策导向与意识形态来看，即便不参照以社会阶级为重要变量的欧洲，而是以“右派国家”美国为参照系，这两大主流政党本质上也皆属保守政党，都代表中上层有产阶级利益，历来在社会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上也无根本分歧。两党的主要区别在于：共同民主党相对温和，更重视朝韩和解与和平；国民力量党则更深地继承了李承晚、朴正熙时代的冷战威权主义基因，这一点也在尹锡悦戒严及后续的一系列政治操弄中袒露无遗。

那么，这两大本质上皆属保守的主流政党，为何披上了“进步”与“保守”的对立外衣？这与朝鲜半岛冷战结构下，韩国政党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有关。简而言之，其政党分化并非源于意识形态分歧或社会阶级斗争，而是以1990年的“三党合并”为契机，统治精英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逐渐演化为两党体制的结果。在“三党合并”前，韩国诸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并无显著差异。被称为“保守大联合”的党派合并，与其说是基于政治理念，不如说是出于主要政治人物的利害权衡。然而，此举却意外地对韩国政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催生了如今“保守”与“进步”的政党分野。

以卢泰愚与金钟泌为代表的冷战威权势力，通过与民主化象征人物金泳三的结盟，不仅在民主化新时代中获得了合法性庇护，更成功以“保守派”之名延续政治生命，演变为今日的国民力量党；被排挤在外的金大中派系在突破孤立、广泛团结在野力量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进步”的身份，这便是共同民主党的前身。

可以说，韩国两大政党所谓“保守”与“进步”的分野，本质上是长期战略性模糊，乃至刻意“误用”政治标签的产物。前者急需“保守”身份来洗刷其亲日、冷战独裁的历史污点；后者作为改革型保守派，亦需借“进步”旗帜团结大众，在选举中占据道德与舆论优势，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进步左派的声音。此外，金大中首次实现政权更替后，陷入危机的旧保守势力以“亲北左派”之名对金大中及其后的卢武铉、文在寅政府发起的一系列意识形态攻势，也进一步加深了两党水火不容、分处政治光谱两极的错觉。

理解上述渊源后，我们便很容易理解当代韩国政治中诸多“怪现状”的成因。譬如：为何“候鸟政客”不时出现，在两党间反复跳槽？为何“进步”的共同民主党执政后，总免不了受到“打左转灯向右转”的批评？更重要的是，两党之争何以常常激烈到裹挟整个社会的程度？

问题的根源，均在于被“进步vs保守”表象所掩盖的“保守一边倒”现实。由于保守两党未能广泛代表社会利益，最核心的社会经济层面的阶级矛盾难以在政治层面得到表达与化解，反而被有意无意地转移或置换为地区、性别乃至代际矛盾，从而模糊了问题焦点。其结果便是，政治精英的权力之争，持续成为扰动并撕裂社会的震源。

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越来越多的劳动阶层与边缘群体被排除在既有政党代表体系之外，难以通过政治渠道改善自身处境，愈加孤立与原子化。在无处安放的愤怒与失落中，部分人投身于宗教团体或极右翼组织，更易受街头动员、仇外情绪与民粹主义吸引。这也解释了，自去年年底的戒严事件以来，韩国社会为何会掀起一波又一波暴力与仇恨交织的极右翼浪潮。

由此可见，李在明撕下与共同民主党并不相符的“进步”标签，或许是基于长远谋划的决断。戒严事件与其后国民力量党的一系列荒唐行径，已充分暴露其极右守旧本色，也反映出其标榜的“保守”理念的实质——除冷战意识形态与对既得利益的维护之外，实则空洞无物。趁此契机，由“中道保守”的共同民主党接管保守一翼，重塑过去30余年来名不符实的政党代表体系，重新定义“保守”内涵，或可推动韩国政治格局的深层重组。

最理想的剧本是，国民力量党在这一过程中分裂并被倒逼改革，部分温和派脱离极右翼，与共同民主党合流；共同民主党中的偏左翼派系则与其他进步政党整合，为长期孱弱无力的真正进步派提供成长空间，将殖民冷战遗绪与极右翼逐步边缘化，从而形成名副其实的“进步vs保守”竞争格局，这才是利于韩国政治与社会长远健康发展的真正拨乱反正。

然而，对于当下仍深陷冷战分裂格局、两党轮替执政惯性根深蒂固、社会结构性矛盾尖锐的韩国，尤其在特朗普再度执政后美国加深对东亚地缘政治介入的背景下，这一美好愿景显得过于理想化。

6月1日，韩国华城市，韩国改革新党总统候选人李俊锡（右）在竞选集会上拉票。图/IC

远方的风暴

从现实角度来看，共同民主党的“中道保守”宣言，也是对近年来韩国社会整体保守化趋势的理性顺应。即便在此次“惩罚性大选”中，金文洙与李俊锡代表的泛保守阵营仍获得49.4%的得票率，与李在明几乎持平，足见其支持基础依然稳固。在这股保守化潮流中，尤以年轻男性群体的右倾化最为显著。

此次大选后韩国三大电视台公布的出口调查数据显示，泛保守阵营在20多岁男性选民群体中的得票率高达77.3%，较上届大选尹锡悦在该群体的得票率提高了近 20 个百分点。这一急剧右倾势头发生在戒严弹劾后的特殊背景下，尤显惊人。更令人瞩目的是，全国得票率仅为8.34%的“85后”改革新党候选人李俊锡，在20多岁男性中却以37.2%的得票率高居第一。这些数据表明，国民力量党所代表的部分守旧极右势力尚未退场，新一代的极右翼政治明星李俊锡已崭露头角，并在年轻男性选民中积聚了显著影响力。这为“李在明时代”与韩国政治的未来投下了一层不祥阴影。

哈佛大学毕业，最年轻的党代表，40岁成为总统候选人……集诸多耀眼头衔于一身的李俊锡，是新自由主义主导下新极右翼政治的代表人物。自与国民力量党决裂后，他致力于塑造自身为“超越两党政治”的“第三势力”代表与新生代“未来领袖”，崇尚以公平竞争为最高价值的优绩主义，基于此反对一切以平等为导向的政策理念，主张“干预竞争即犯规与特权”。在这一框架下，他极力嘲讽“政治正确”， 将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与排斥包装为对公平的捍卫。

极右翼的通用策略是寻找替罪羊。对于尹锡悦所代表的旧极右翼而言，替罪羊通常是朝鲜等“境外势力”，以及被贴上“亲朝”等标签的国内异议者；而李俊锡所代表的新极右翼，则将矛头对准那些被视为“妨碍自由竞争，试图搭便车”的群体——女权主义者、残疾人、外国移民，乃至所有弱势阶层。在社会经济不平等持续加剧的现实背景下，这一叙事策略格外具有煽动性，与部分年轻男性的愤怒、挫败和失落，尤其是反女权主义情绪形成强烈共鸣。

李俊锡作为“第三势力”政治人物的崛起，意味着仇恨、厌恶与排斥等情绪，不再是潜伏于边缘的隐忧，而正转化为一股可见的政治力量，为一场远方的风暴积蓄能量。从戒严引发的宪政动荡中刚刚恢复元气的韩国民主，日后或将持续面临新旧极右翼势力合流交汇的冲击。

李在明在就职宣誓后的国民讲话中，承诺“终结内乱”“成为终结分裂政治的总统”。然而，这一目标并非仅靠对尹锡悦的审判与政权更替即可达成，而需彻底动摇滋养新旧极右翼的既有政治社会结构。正如安徒生童话中，穿上“红舞鞋”而无法停止旋转的少女，最终靠果敢地砍下双脚而求生。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副教授、韩国—朝鲜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者：周晓蕾

编辑：徐方清